玄奘:一個偷渡的思想者(下)

劉剛2020-11-02 12:46

【文化的江山】

劉剛/文

為唐太宗寫《大唐西域記》

玄奘偷渡時,何曾料到有朝一日會出現在敦煌壁畫中被人景仰?

他的光輝形象,最早出現在西夏時期的榆林窟里,而非莫高窟中。敦煌石窟,非天降神奇,其來有自,亦如佛法一般,源于印度,來自西域,自成一體,其文明樣式,亦成一復合類型,為印度化、希臘化、中國化三位一體。

印度修士,其修行多居石窟,不但佛教有佛窟,耆那教和印度教等也都各有其石窟。佛窟之代表,為阿旃陀窟,如果以佛教史來化分,可分為小乘與大乘兩個時期,若據王朝來看,則從孔雀王朝到笈多王朝,最早鑿于公元前二世紀阿育王時期,終止于公元七世紀中葉,前后約900來年。七世紀初,玄奘曾來此朝圣,《大唐西域記》卷十一,記述了摩訶剌他國東部阿折羅伽藍及石窟,所謂“阿折羅”,亦是“阿旃陀”相近的音譯。

印度早期佛窟,依山而鑿,分僧房和塔廟兩類。僧房窟主室為一大廳,其正面和兩側,各分小室,供僧人起居與修行,廳中央為佛事活動場所。塔廟窟如馬蹄形,窟室后部,呈半圓形,中央設佛塔,拜佛者繞塔巡禮。通常兩窟并列,多為一體。

佛窟發展到中亞,著名者僅有巴米揚石窟,以犍陀羅風格的大佛聞名于世,玄奘途徑于此,稱其所在,為梵衍那國都城,記曰“伽藍數十所,僧徒數千人”,又說,東西兩大佛像,或高百余尺,或高一百四五十尺,皆“金色晃曜,寶飾煥爛”,可惜今已毀于塔利班。玄奘還提到“城東二三里伽藍中有佛入涅槃臥像,長千余尺”,言之鑿鑿,當為親眼所見,可不知從何時起它消失了,連個遺跡都未留下。

大佛信仰,為巴米揚特色,印度本土雖有巨塔,卻無大佛。佛至中亞,已與原始佛教有異,彌勒流行起來,且以巨佛形象,表達了人類對于來世的期望。追求來世,對東土產生了巨大影響,從此大佛興起如雨后春筍。

如果說巴米揚佛窟在中亞還是獨一處,那么佛窟之于中國西域,那真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了。只要來到龜茲,你就會發現,那是在大漠之中,綠洲之上,群山之間,盛開的一朵生生不息的洞天佛國之花,永動的一個綿綿不絕的佛法文藝舞臺,在天人之際,用自由的色彩和理想的造型,無言排開的一系列永無盡頭的畫廊。

龜茲是西天佛法入東土的第一站,所以,盡可能展示佛法最美的那一面。那里的歌舞、壁畫、石窟,都在向我們展示一個信仰與審美的國度。

一個小國,哪來那么大的精力,竟然鑿造了五百個大石窟?其石窟比敦煌起碼要早個百來年,可以說它是敦煌的先驅,也可以說它是敦煌的老師。

但玄奘到來時,他看見了一座荒城,那里有過一個跟龍有關的傳說,說的是龜茲國東境城北天祠前有一大龍池,先是諸龍易形,與牝馬交合生龍駒,后來又變為人,與婦人交合,生子,皆為龍種。龍性難馴,不恭王命,于是,龜茲王乃引突厥兵來屠城。他把這傳說載入《大唐西域記》里,還特別補了一句:“城今荒蕪,人煙斷絕。”他為什么要在書里這樣說?很明顯,這樣說是屬于神話與歷史交錯。

本來,他筆下已是惜墨如金,但他卻偏偏要在這無稽之談上不吝筆墨,這是為什么?在此,他留下了一條歷史的線索,那線索便是突厥,是突厥人在這個如花似玉的世界里屠城,而且屠的還是在此培育“龍駒”的“龍的傳人”——中國人。

中國人尋求西域寶馬,早在兩漢時期就開始了,為此,漢武帝還專門寫過《天馬歌》。詩中,馬有龍性,與龍為友。盛唐時期,李白也寫了一首《天馬歌》,除了以天馬自喻,還特別強調了天馬具有龍性,而李白本人就很像這樣一匹出自西域的龍駒。

這傳說似乎暗示,龜茲王有可能勾結過突厥殺害中國人,這就為大唐占領龜茲、設立安西都護府,提供了一個正當性的理由,盡管這理由只是個傳說。

須知口述《大唐西域記》的玄奘,已非當年西行求法的玄奘。

西行的玄奘,那時還是一名偷渡的思想者。到了作西域記時,他已成為了以佛法治西域的代表,當然要站在國家主義的立場,反映大唐政治正確的主張。可其中亦有難言之隱心頭之痛,盡在無語中。僧不妄語,他可以不說,但不能說假的。

對于高昌國,他就什么都沒說,《大唐西域記》里,竟然一字不提,這是為什么?因為站在大唐的立場上,高昌勾結突厥,是敵國,站在他個人的立場上,高昌有恩于他,贊助他西行求法的不是大唐,而是高昌,不是大唐皇帝,而是高昌國王。

《大唐西域記》是以國家立場,采取國別史的方式,為中國撰寫西域史記,由此可見,玄奘不但是高僧,還是一位熟知史官文化、深諳春秋筆法的史家。

正如季羨林在《關于<大唐西域記>》一文中所指出的,玄奘是個有政治頭腦的和尚,絕不會辜負太宗的希望。從歷史學來看,這是一部歷史地理之書;從政治學來看,這是一部地緣政治的書;從大唐經世來看,則是一部以佛法定西域平天下的書。此書一出,太宗立馬就讀,據說他還曾想讓玄奘從政還俗。

較之法顯《佛國記》,其差異不僅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法顯作《佛國記》其文頗略,玄奘述《西域記》較為詳核,表現為內容多寡,規模廣狹,格局大小,還表現為文體上的差異:一為游記,一為史記;一為個人傳,一為國別史。

馬克思說,印度無歷史。有之,當從玄奘《大唐西域記》始。

玄奘用史家筆法,概述一百多國,列舉山川形勢、國土規模、城市大小、人口多少……以及國家信仰、國際關系等,極簡明扼要,為治西域者必不可少。

法顯《佛國記》,顯然志不在此,故其《佛國記》又稱《法顯傳》,是他個人傳記的一部分。而玄奘于《西域記》之外,亦另有其個人傳記,區分于國史。《大唐西域記》是國家本位的,玄奘沒有把他的個人情感帶進去,可《大恩寺三藏法師傳》就不同了,那是他為自己口述的,里面保留了他自己的心情。

他把在國家本位里沒有位置的高昌國及其國王麯文泰,放到個人本位的自傳里來敘述,當他從長安出逃時,他便成了大唐要追捕的逃犯,在高昌國王派人來迎接他之前,他一直行走在黑暗之中,掙扎在死亡邊緣,他在生死關頭結拜了生死之交。

就是那位高昌國王,成了他結拜兄長,把他當作命中注定的法王,跟他約定,他若成佛,就做他護法,他若取經歸來,要在高昌待三年,為人民講經說法。

高昌王為追求真理而投資

其實,玄奘西天取經,從頭到尾不能一概而論,要做三段論。

一開始,是玄奘追求真理的個人行為。自高昌以后,國王麯文泰奉他為法王,把支持他取經,當做一次護法行動。這樣,玄奘取經,就從個人行為轉變為高昌國的國家行為,玄奘再次出發,就不再是一個人在行動,而是帶著一個國家使團在行動。

一路通關文書,一路金銀玉帛,國王為他鋪了一條追求真理之路,一條法王與人王義結金蘭通往人類最高友誼之路,一條讓桃園三結義升華的思想者之路。

不要以為,西域邊鄙的高昌國王沒見過這世上偉大的東西。麯文泰到過長安,見過高僧,他發現,那些德高望重者跟他無緣,都不如他眼前這位追求佛法的美少年,他也見了唐太宗,就是那位天可汗,也不以為然,他說:鷹飛于天,雉伏于篙,貓游于堂,鼠叫于穴,各得其所,豈不活耶?各有各的活法。

唯獨那位美少年,他一見傾心,思想的光芒和真理的光輝,令他著迷,兩個心心相印的思想者,兩位惺惺相惜的美少年,在西域相會,還有什么比這更美!

孟憲實在《玄奘和他的恩人麹文泰》中說,玄奘啟程,麴文泰為他準備了“四沙彌以充給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幭等,黃金百兩,銀錢三萬,綾及絹等五百匹,充法師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資。給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對此,孟君算了一筆賬,他從《高昌內臧奏得稱價錢帳》中列舉的高昌年交易稅——“稱價錢”來看,指出,玄奘得金百兩,折合銀錢約625文,超過高昌一年的黃金交易總量,所以,三萬銀錢,在當時,是個龐大數字,須高昌50年所得“稱價錢”。

500匹絹和綾,若以高昌曾存在的評估價格推算,以每匹40文計,又是兩萬文。此外,為了玄奘能順利西行,麴文泰給沿途24國國王都寫了國書,每書附大綾一匹為信。大綾比綾貴重,24匹至少得有一萬銀錢。為了尋求西突厥葉護可汗的幫助,又獻“綾綃五百匹、果味兩車”,果味不知如何計算,加在一起,總不會低于兩萬。總計銀錢是八萬。阿斯塔那48號墓出土一組延昌二十七年(587)的高昌兵部買馬奏行文書,一匹馬最貴的是45文,最少32文。既以一匹40文來計算,玄奘的八萬銀錢可買馬2000匹。

“四沙彌”,用來侍奉玄奘,“給馬三十匹”,以供運輸,而“手力二十五人”,當為全程行腳之勞力,其雇傭價格,以二十年計,亦相當于高昌銀錢五萬多。這樣一筆賬算下來,以高昌僅三萬余人的小國,恐怕將其國庫積蓄的一半都用上了,這是為真理而投資啊!歷史上,有為美人而傾城傾國者,有為真理者乎?有之者,西域高昌王也!

高昌王開了一個好頭,西域各國也都跟著來支持了,就連西突厥的葉護可汗,由于高昌王的請求,也一路上給予了關照。要知道,在大唐勢力到達之前,突厥人主宰了西域,令行禁止,惟突厥人馬首是瞻,只要突厥人一發話,玄奘就可以通關了。

這些情景,沒有出現在《大唐西域記》里,但都保留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里,唐太宗雖然讀過《大唐西域記》,卻未讀過《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這兩本書,皆由玄奘口述,弟子筆錄而成。所不同者在于,《大唐西域記》在玄奘手里完成,有玄奘和弟子辯機一起署名,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則僅題慧立本、彥悰箋。或曰,玄奘逝世后,《傳》由慧立寫成。其實不然,若非玄奘本人口授,其行跡與隱私,他人怎知?所以,我們認為,《傳》在玄奘之時已完成,然只是自傳,其中隱私,亦不宜問世,僅傳弟子,以心傳心,明其心跡而已,故初稿完成后,慧立便藏之于地穴,秘不示人,臨終時,“乃顧命門徒,掘以啟之”,《傳》將出,而慧立卒,《傳》散佚。

大恩寺費時多年,將《傳》搜全,請彥悰為序,并箋以問世,彥悰見原本有缺,初未應允,人責以“佛法之事”,故箋之以為十卷,題“沙門慧立本,釋彥悰箋”。箋成,已是時過境遷。太宗、高宗相繼去世,太后武則天,廢太子自立,推翻李氏,做女皇帝,欲以佛教為加持,助武氏取代李氏,故《傳》亦隨之而問世。

玄奘西行,其行跡與心跡,略于《大唐西域記》中,詳于他的“自傳”里。《記》為奉太宗敕命而作,故為國立;《傳》乃為己之作,述一己往事,懷以往故人,故欲自立。他把那些不入史官標準,不入王朝中國主流,卻與本人相關的,繞開當時“政治正確”的樊籬,如實述錄在《傳》里。例如,他與背叛大唐的高昌王相遇相知,又得到了大唐的敵對勢力西突厥葉護可汗的支持,說實在的,在西行求法的路上,西域各國都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禮遇,只有大唐把他當作逃犯通緝,讓他經歷了那些太心酸的日子。

《傳》里的這些東西,若用王朝中國的標準來衡量,玄奘很可能會有通敵嫌疑。《傳》里,華夷之辨消失了,尊王攘夷不見了,只有不分敵我的對于佛法的追求,只有超越國際的對于真理的執著,而這些豈不都有礙于一代王朝的“政治正確”?若李世民讀了這《傳》會怎么想?他能理解嗎?不能!“政治正確”是他的逆鱗,誰也碰不得。碰了,就會有“玄武門之變”,就會遇神殺神,遇佛殺佛,難逃殺身之禍!可是,只要能幫助他“政治正確”,他也能容你甚至當面指出他的過錯——“諫”。

玄奘取經回國,到達長安后,旋即趕赴洛陽,因為太宗要在洛陽接見他。兩人一見,太宗就問:法師當年西行,何以不報朝廷?玄奘說:去時,已再三表奏,但誠愿微淺,朝廷未允,然,慕道之至,乃以私行,專擅之罪,唯深慚懼。就這樣接見,太宗還要先問罪一下,再來赦免:法師出家后,已與世俗了斷,故能委命求法,惠利蒼生。

雖然既往不咎了,但玄奘還是寫了《大唐西域記》,作為他的政治投名狀,為大唐提供以佛法定西域的國策依據,開啟了他大唐國家主義佛法的第三階段。

對此,太宗當然很滿意,說他“非惟不愧古人,亦乃出之更遠”。不過,當太宗要他棄緇還俗時,被他以“孔教未聞”斷然拒絕。

在孔教與釋教之間,玄奘的抉擇不留余地,若稍有猶豫,縱然不還俗,亦會像鳩摩羅什那樣破戒失身。鳩子本為龜茲國人,其來東土,有如貴霜王朝之于大乘馬鳴,乃前秦皇帝苻堅以征伐得之,前秦亡后,又被后秦皇帝姚興接手,歷盡亂世風流。

作為戰利品,鳩子在前秦,被秦將呂光所逼,已經失身一次,到了后秦,姚興說他人種優異,不傳宗接代可惜,故命其納女生子,破戒逍遙,他還是依了。

王權有一大癖好,最喜拿捏人心中的神圣領域,以示自己無所不能,壓倒一切。鳩摩羅什無奈,向王權屈服了。而玄奘卻能夠堅持下來,可見有多么不易。

玄奘與鳩摩羅什,同為中國佛學史上兩位著名譯經者,一往東土而來,一向西域而去,但兩人的譯經成就卻剛好相反,玄奘譯經,盡可能的接近梵語,鳩子不然,反而追求漢化,故論傳播性,以鳩子所譯為勝,以通經論,則玄奘之譯更接近原典。鳩子多才,具詩人氣質與文學情懷,似天竺馬鳴菩薩;而玄奘則具史家通識,以經為史,盡量保持原始性,突出佛經的存史價值,就如同佛學中的中國太史。各自做人的立場,也在譯經風格中反映出來,鳩子為傳教者,欲求傳播最大化,故其譯經輔以文學形式;而玄奘為立法者,其以原典為根據,立根本法。

鳩子根本未穩,難免破戒失身,不是因為女色,而是因為王權。玄奘立定根本,所以,面對太宗的要求,才敢說“孔教未聞”。只此一句,便守住了他的底線——文化個體性與獨立之精神。

而當時的思潮,是孔釋相通,玄佛合流。對此,他有著高度警覺,沒跟著三教合一的潮流走,在通往帝王學的思想界,他依然還是那個偷渡的思想者,沒有隨大流走向王佛合一,而是從根本——即從文化個體性出發,走向具有人類性的大乘佛法。

他西行求法,求的就是根本法。作為思想者,他被西域傳奇化。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第一輯四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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