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理性 建設性

打開APP

經濟學中的“真”與“假”

觀察家?書評 頻道

方欽 10-28 01:33 聽報

方欽/文

約莫是三年前左右吧,獲贈一本剛出版的弗蘭克·奈特文集第一卷《經濟學的真理》,贈書人問我能否寫篇書評。當時應承得很爽快,結果自拿到書以后一晃就是三年,按理說換作別人都應該寫出一本奈特研究專著了,我卻只字未寫。若要問原因,非常簡單,奈特很難寫。

難寫的原因有二。一是這本書讀起來特費勁。奈特的文字本就不屬于討好讀者的那種風格,但這本文集更令人頭疼。它由一位奈特研究專家編纂而成,盡管在緒論部分編者介紹了很多有關奈特思想的梳理,以及文集收錄的文章各自反映了奈特哪些方面的研究主題,但是讀到具體章節時仍然會一頭霧水,因為全書看上去就像是一個大雜燴,既有哲學、倫理學、心理學、歷史學和方法論的內容,又有奈特同各派人士的論戰文章;既有冗長枯燥的學術論文,又有短小洗練的隨筆,讓人完全弄不清全書的主線是什么。一直堅持讀完大約三分之二的篇幅時,我才注意到編者在緒論中的那句不起眼的話:“本書主要按照時間順序進行編排。”但為何只是這29篇而不是其他文章?編者的解釋是因為這些文章有代表性,“有助于那些對奈特的著作感興趣的人全面理解奈特的思想”。從我個人的閱讀體驗來說,我覺得編者的這個目的基本上沒有達成。

不過更主要的原因還是我內心的抗拒。閱讀奈特的文字,仿佛就是在閱讀某個時期的自己(絕對沒有自夸的意思),關鍵還是那個讓今日的自我不太喜歡的自己。這樣的滋味絕對算不上好,且有一種尼采凝視深淵般的無力感。為了避免再度泥足深陷,我放棄了寫作計劃。

如今2020年已經過去大半,世事紛擾,乾坤莫測,作為書生的那種“百無一用”的挫敗感倍增。我自認為不屬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那類知識分子,所以越是這樣的時刻,越會退縮到故紙堆中。故而當周圍的學人都在忙著趕論文的時候,我反而不想寫任何東西,埋頭整理舊譯稿。就在這樣的狀態下,無意間又看見這本已經覆上些許灰塵的奈特文集。隨手翻開曬得有些泛黃的書頁,讀著數年前在空白處寫下的筆記,突然覺得,或許現在才是沉下心來閱讀奈特的最佳時期。思想史上,正是在一個喧囂嘈雜、光怪陸離的時代,奈特嶄露頭角,成為一名時至今日仍然具有獨特思想魅力的學者。

所以,是時候寫一寫奈特了。

所謂“一代宗師”

在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中,總會有那么幾位只聞其名卻從未出場的絕世高手,比如獨孤求敗。在經濟學的江湖里,奈特差不多也可以算是這樣一位人物:經濟學大佬基本上都知道這個名字,但其中又有多少人真的讀過奈特呢?據說大名鼎鼎的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曾言奈特對他影響很大,稱他——與其他一眾早期美國經濟學家一塊兒——是“經濟學的美國圣人”(Americansaintsine-conomics)。然而奈特會認同薩繆爾森那套理論嗎?我深表懷疑。還是思想史權威布勞格(MarkBlaug)一語中的:“他(指奈特)是一個雖被承認但很少有人閱讀其著作的現代古典經濟學家。”

弗蘭克·H.奈特(FrankHynemanKnight,1885-1972),出生于美國伊利諾伊州。高中學業沒有完成,讀大學時間要比常人晚一些,20歲就讀于美國禁酒大學(AmericanTemperanceUniversi-ty)。1907年,美國禁酒大學開始逐步關閉,奈特轉到了米利根學院(MilliganCollege)。這兩所大學的神學氛圍極其濃厚,不過奈特后來成為一名無神論者。

在本科學習期間,奈特參加了芝加哥大學的暑期課程,修讀的是數學和物理學。1913年,奈特在田納西大學(theUniversityofTen-nessee)獲得學士和碩士學位,然后前往康奈爾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不過他的博士求學過程不太順利,由于哲學導師不認同他的學術觀點和無神論主張,建議他轉學經濟學;而他的經濟學導師不久之后又離開了康奈爾大學,奈特不得不第三次更換導師。1916年,奈特在康奈爾大學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1917年至1919年,奈特執教于芝加哥大學,在克拉克(JohnMauriceClark,他是后文提及的J.B.克拉克的兒子)的指導下,重寫自己的博士論文,這就是后來奠定他江湖聲譽的《風險、不確定和利潤》(Risk,Uncertainty,andProfit,1921)一書。由于得不到穩定的教職,奈特于1919年離開芝加哥大學,前往愛荷華州立大學,任教9年。1928年,他回到芝加哥大學,接替克拉克的教席,直至退休。退休之后他繼續成為芝加哥大學的榮休教授,但不再是經濟學教授,而是社會科學和哲學教授。

1972年4月15日,奈特逝世于芝加哥。

國內有關奈特的介紹,內容上大同小異,其源頭可能皆來自某百科網站,大概意思如下:他是芝加哥學派的創始人,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以及布坎南(JamesMcGillBuchanan,Jr.)等一批諾獎獲得者都是他的學生。后來傳著傳著,就越來越神,甚至有些文章稱芝加哥學派所有大牛都是奈特的徒子徒孫。就這樣,奈特被送上了神壇,成為一代宗師。

有道是“物之反常者為妖”,但凡一名學者被吹得神乎其神,那么其中必有問題。

首先,“芝加哥學派”就是一個偽概念。經濟學家的江湖里的確有紛爭,可是明確把自己歸屬于某個“學派”的,除了一些沽名釣譽之徒外,少之又少。盡管喜歡并且希望能夠拉幫結派的人有很多,但成功的基本上沒有,因為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通常是出于立場分歧而打架,并非真的有什么特立獨行的思想體系。在歷史上,經濟學界只存在過兩個真正意義上的學派——有公認領袖、有組織、有信條,即“重農學派”和“奧地利學派”。此外還有一個德國歷史學派(廣義的歷史學派涵蓋多個學科,且最早來自于法學,為了避免混淆,本文中所指皆為經濟學歷史學派,后文不再說明),則屬于國家力量扶植的結果,特別是后期在施莫勒(GustavvonSchmoller)的控制下,不宣誓效忠于他便不能在德國獲得經濟學教職,這基本上就不能算是學術派別。

那么為何在一些經濟學家的敘述中常常會提及某某學派呢?這其實是“事后諸葛亮”的陳述方式。一些學者在回顧經濟理論文獻時,將觀點近似、立場相同、分析方法一致的學者,又或者僅僅是活躍于同一時期、同一地區的學者歸為一類,稱作一個學派。比如:古典經濟學派、劍橋學派、貨幣學派、咸水學派、淡水學派等等,都是如此。他們的目的要么是為了文獻梳理方便,要么只是想為自己立面大旗,好在圈子里立足。但是倘若具體到那些所謂學派中的學者,便會發現其中不僅存在諸多抵牾之處,而且有許多人會明確拒絕將自己歸為某個學派的做法。

“芝加哥學派”就是這樣一個事后歸納的結果,將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學習、工作、短期訪學甚至僅是旁聽過幾門課程的,都歸為一類。既然原本就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芝加哥學派,何來“芝加哥學派創始人”一說?

其次,就算承認所謂的“芝加哥學派”,其中又有多少人確實從奈特思想中獲得了啟迪呢?科斯(RonaldHarryCoase)也許是比較明確的一位——但國內的介紹中偏偏漏了他。作為新制度經濟學奠基作的“社會成本問題”,連標題都是取自奈特的那篇“社會成本解釋中的一些謬誤”。另外布坎南和奈特一樣,都受過德國哲學的熏陶,所以思想上有一定程度的親緣性。但是其他人,像是弗里德曼,盡管奈特是他的導師之一,但僅僅那篇“實證經濟學方法論”,就會發現他的思想完全和奈特背道而馳。

最后,即便前兩條準則全部放棄,只看表面上學者之間的師承和影響,那么奈特也不是美國經濟學的一代宗師。真正的宗師是一位現在的經濟學家(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恐怕大多都沒聽說過的德國人:克尼斯(KarlKnies)。

不信?那么請看下面的譜系圖(見34版)。

這位克尼斯是何方神圣?他是德國歷史學派代表人物之一。更確切些地說,德國歷史學派分為舊歷史學派和新歷史學派兩個時期,克尼斯是舊歷史學派的三大元老之一。

沒錯,雖然我們如今常將主流經濟學等同于“英美經濟學”,似乎它們是一脈相承,但其實美國經濟學有著不同于英倫傳統的精神氣質,也就是德國經濟學的影響。

要理解奈特,首先必須了解他那個時代美國經濟學的狀況。因為奈特思想的復雜性正是源于美國經濟學自身的復雜性。

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期的美國經濟學

20世紀初的美國經濟學界,說得好聽點的話,是百家爭鳴;不好聽的話,那就是亂象紛呈,反對主流是當時的主流意見,但面向未來的經濟學應該是怎樣的,誰也不清楚,從而出現了許多新舊雜糅的“革命性理論”,但真正能夠得以傳承的,非常少。

當時美國經濟學家說的“主流”,是指英國古典經濟學,又被稱作“傳統主義”。自美國獨立之后,其經濟學發展一直是跟在英國經濟學之后亦步亦趨,更準確地說是緊隨亞當·斯密經濟學。當時法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薩伊(Jean-BaptisteSay,被譽為“法國的亞當·斯密”)的著作,作為哈佛大學的經濟學教材,一直使用到19世紀中葉。

早期美國人之所以會接受斯密的學說,是因為《國富論》迎合了當時的經濟現實。但是隨著美國國力的提升,開始參與世界市場體系的角逐,經濟民族主義思潮抬頭。不僅在政策上愈來愈傾向一種重商主義式的保護主義(“幼稚工業論”),而且理論方面也不愿再以英國唯馬首是瞻。19世紀20年代中期,隨著起草于美國獨立之時的《漢密爾頓報告》再度發行,業界和學界都出現了一股向亞當·斯密宣戰的思潮。而此時旅居美國的一位德國人,李斯特(FriedrichList),深受美國精神的感召,回到德國以后寫下了《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之作。

德國歷史學派的特征主要有如下五點:(1)否定一般化的經濟理論;(2)重視經驗材料的歸納;(3)強調各民族發展路徑的特殊性;(4)注重人類行為的心理因素;(5)認為市場存在固有的缺陷,經濟發展必須依賴國家的保護和扶植。簡言之,沒有普世化的經濟學,只有符合各民族國情的國民經濟學。

歷史學派的興起一方面有其客觀因素——命運多舛的近代德國統一史;另一方面則是德國哲學的變異,用韋伯(MaxWeber)的話來說就是,歷史學派“來源于偉大的黑格爾衰敗的思想殘余對歷史哲學、語言哲學以及文化哲學所施加的各種生物人類學方面的影響”。請注意,韋伯自己就是歷史學派傳承,更有資格評判歷史學派。

雖然缺乏系統的理論,但歷史學派徹底否定英國經濟學的氣質還是滿足了當時不少美國學者的需求:迫切想要找到替代“傳統主義”的經濟學。由此我們看到了思想史上有趣的一幕:19世紀中期受到美國精神激勵而催生的德國歷史學派,到了19世紀末又反哺了美國經濟學的成長。有學者曾做過調查,20世紀初的美國經濟學界,一半以上的教授畢業于德國大學,接受歷史學派的經濟學教育。其中就包括我們在譜系圖中看到的克拉克(JohnBatesClark)和伊利(RichardT.Ely)。現在被譽為“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拉克獎”就是用前者的名字命名的;而后者則是美國經濟學會的創辦者之一。

然而美國畢竟不是德國,它缺乏能夠讓歷史學派扎根的土壤。新大陸有著不同于歐洲的地理優勢,特別是西進運動之后,展現在美國人面前的似乎是無窮無盡的資源、財富和機遇。務實精神和樂觀主義情緒就超越了民族主義情結,占據上風。年輕一代經濟學者很快就對歷史學派那種殘酷、陰暗的經濟戰爭觀失去了興趣,轉而再度尋找新的經濟理論。

但與此同時歐洲的同行們也在探索新的經濟學。興起于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主義運動”正逐漸修成正果,分化為數種不同的思潮;馬歇爾(AlfredMarshall)則在英國一統江湖,將古典的生產理論與全新的需求理論相互融合,古典經濟學被改造為新古典經濟學;同時在批判現代性思潮的裹挾之下,其他社會科學也在影響著經濟學發展的進程。一戰前后,所有這些理論紛紛涌入新大陸,搶占各自的學術陣地。一時間,美國經濟學界喧囂紛擾,理論雜陳。

其中像克拉克這樣的學者很快就轉向了邊際主義的觀點,他獨立地提出了邊際生產力理論,也就是現在經濟學教科書中的廠商最優生產理論,成為新古典經濟學在美國的中流砥柱。費雪(IrvingFisher)則憑借著他的貨幣理論躋身于一流經濟學家行列。薩繆爾森與漢森(AlvinHansen)等人一起,創造出了一個美國版本的“凱恩斯經濟學”,并且與新古典理論相結合,發展成為“新古典綜合”。歷史學派雖然日薄西山,但影響仍存,特別是結合了實證主義社會學、社會心理學和達爾文主義的社會進化論之后,蛻變為美國特有的發明:制度主義(國內通常稱為“舊制度經濟學”)。此外,奧地利學派的資本理論、洛桑學派的數理經濟學、凡勃倫(ThorsteinVeblen)的經濟周期理論以及繼馬歇爾之后庇古(ArthurCecilPigou)的福利經濟學等,皆在美國這片擺脫了舊大陸沉重知識負擔的新世界中迅速地傳播散布開來。

正是在這樣的學術大環境下,奈特逐漸成長起來,他試圖將所有這些立場相左、觀點對立、方法迥異的理論吸納到一起,最終的結果,卻是自身思想體系的分裂。

分裂的奈特

在經濟學界,奈特看起來“高深莫測”,多半是由于他的作品難讀:每個字都認識,但是連在一起就是不知道在說些什么。這就給人造成一種玄之又玄的神秘感。

然而,這是一種錯覺。是自二戰以來經濟學越來越專業化所導致的副作用——由于知識面的偏狹而產生的認知錯覺。

奈特的作品之所以艱深晦澀,不是因為其理論過于抽象,而是過于復雜多變。從之前的譜系圖中就可以發現,奈特接觸過不同領域的學科知識,從自然科學、哲學一直到經濟學。單單就經濟學方面來說,他就同時接受過歷史學派和新古典的教育,此外還有韋伯對他的影響(奈特在1927年翻譯并出版了韋伯的《經濟通史》),可以說當時在美國學界流行的各類社會科學新思潮皆匯聚于他一身。但這似乎并沒有制造出“萬法歸宗”的效果,反而讓他不斷地提出質疑,或者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我的目的是提出問題,而不是回答問題”。這樣我們就看到了一個分裂的奈特。

以這本《經濟學的真理》為例,其中收錄的14篇論文里隨處可見奈特思想自相矛盾之處。例如他在“社會成本解釋中的一些謬誤”中批評庇古的抽象理論脫離了真實世界,但是反過來在“失業:凱恩斯先生的經濟理論革命”一文中又批評凱恩斯過于注重現實生活而曲解了理論;在“現代資本主義問題中的歷史和理論議題”中他明確反對歷史學派和制度主義者拒絕演繹分析方法的立場;而在“李嘉圖生產和分配理論”中他又指責古典經濟學家忽視了經驗現象的重要性,將理論體系建立在荒謬的假設條件之下。

也許有人會說,這些文章寫于不同時期,學者的思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所以出現這類左右手互搏的觀點實屬正常現象。然而奈特思想中的沖突遠不止于此。在“競爭的倫理學”一文中,他有關“競爭”的概念就陷入了嚴重的自我否定。一方面奈特認為經濟學的完全競爭理論在現實中會引致相反的趨勢——一個效率低下的經濟秩序;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競爭是經濟秩序的一般基礎,對競爭的徹底批評很有可能是在犯更加嚴重的錯誤”。由此而推出的就是一個看似中庸、實則不怎么具有說服力的觀點:“實際中沒有完全個人主義的社會組織方法,也沒有完全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方法。經濟和其他活動總是以各種可能的方式組織的,問題是在個人主義、社會主義和他們的各種變形中找出一個正確的比例。”可這“正確的比例”又是什么呢?

仔細觀之,事實上在奈特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存在兩套思想體系:一套是以演繹分析為基礎的對于純粹經濟規律的憧憬;另一套則是以歸納邏輯為基礎的對于歷史和現實的強烈興趣。本來一個人具有多樣化的觀點也很正常,但奈特的問題在于他的這兩套思想體系從未調和過,并且他樂于將自己的這種矛盾性展示出來,“我是一位‘紙上談兵’的經濟學學生,對經典的演繹式理論、經濟制度的歷史發展和因果關系都同樣關心”。或許就是由于這個原因,他的哲學導師認為這名學生“貪多嚼不爛”,讓他轉學經濟學。而在經濟學家這里,奈特這般云山霧繞式的迷之沉思也確實能在一時間吸引不少擁躉,最終塑造出了這樣一位只聞其名卻不知其實的人物形象。

但是在思想史家眼中,奈特的這種分裂——用塞利格曼(BenSeligamn)的話來說是“二元性”——則是有害的,“純粹的形式主義再加上政治偏見,產生了現代最狹隘的經濟思想體系”。所以奈特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不高——至少沒有那么神,就像前文提及布勞格對奈特的評價(實則是在諷刺當代經濟學者對于奈特思想的不熟悉),在《凱恩斯以后的100位著名經濟學家》中,他對奈特思想貢獻的概括是:“許多著名經濟學家都證實,他們在青年時代從奈特的富于懷疑精神的、漫談式和推論式的講課中得到激勵。”熟悉布勞格這位老先生行文風格的人會讀出這段話中暗藏的揶揄之意:奈特不過就是個優秀的教書匠而已。

宗師也好,教書匠也罷,在我看來這些對于奈特的吹捧和棒殺其實都是一個意思:不理解奈特思想的精髓和意義。

首先必須明確,奈特是一位典型的韋伯式學者,甚至說他是經濟學家中的韋伯也不為過。所以我認為,倘若用韋伯的社會科學方法標準來評價奈特,其思想內在的矛盾性毫無疑問是缺點而非優點,但這絲毫不會貶損奈特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性。因為正是這樣的缺點方能促使我們認識經濟理論的本質并在此基礎上拓展經濟理論,即經濟學的“真”問題。

經濟學中的“Truth”

什么是經濟學中的“真”問題?這實際上就是奈特文集第一卷的書名。

這個書名來自于文集中收錄的一篇論文的標題“‘WhatisTruth’inEco-nomics?”說實話,我第一眼看到這個標題和中譯的時候,還頗有些懷疑譯作“經濟學的真理”是否合適?

根據《牛津高階英語詞典》,“Truth”一詞有三層含義:一是指真的事實,即“真相”;二是指基于事實的一種屬性,即“真實性”或者“真的”性質;三是指一種信念,多數人相信是真的事實,即“真理”。這三個含義恰好與奈特的三類“知識”概念相對應,第一類是“外部世界”的知識,其中的“Truth”指真的事實;第二類是“邏輯和數學意義上的真”,一種真的屬性;第三類是關于“人類行為”的知識,其涉及的是“真”的意義,也就是真理問題。

那么經濟學要處理的是何種含義上的“Truth”呢?

如果完全遵照奈特的想法,經濟學應當研究的是第三類知識,“行為的目的——興趣和動機——構成的外部世界現實的領域”。所以至少就這一點來說,本書書名譯作“真理”是合適的。

奈特關注人的行為之特殊性很明顯是受到了韋伯的影響,“在解釋人類‘行動’時,我們不能僅僅滿足于在行動和純粹經驗概括之間確定一種聯系,無論這一概括可能有多嚴格,我們要求對行動的‘意義’進行解釋”。但如何解釋人的行為,成為由始至終困擾奈特的難題。

因為真理,即我們對于外在世界的信念和理解,始終與前兩個“真”問題——事實本身、事實與事實之間的邏輯——密不可分,不能處理好前兩個問題,也就無法言說“真理”。但是反過來,事實本身的“真”與“假”、事實A與事實B之間邏輯關系上的“真”,這些問題不等同于真理。例如,我們能夠證明數學命題自身的“真”與“假”,我們能夠判斷數學命題中變量與變量之間邏輯關系上的“真”,但這些與現實世界的真理無關。所以此處存在一個巨大的理論溝壑,“真”的屬性與“真”的意義之間并不直接相連,也無法由“真”的屬性一步跨越到“真”的意義中去。

面對這一困難,韋伯使用的是“理想型”(idealtype)方法,即一方面是演繹分析而成的抽象概念;另一方面是歸納堆積而成的經驗材料,然后像壓縮餅干一樣,用概念對經驗材料進行一般化梳理,從中提煉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命題。

但是奈特卻采取一種從問題到問題的方法,既然外部世界的事實和人對于事實的認知分屬兩個范疇,那么就索性劃分為兩個層面的問題,并由此有了兩種經濟學:一是研究“經濟行為的形式”,二是研究“經濟行為的內容”,前者適用自然科學的工具進行考察,而后者則是自然科學無法解決的,取決于我們的“理解”(knowing)。兩個問題相互關聯又截然二分,于是乎就誕生出奈特所獨有的、乍看起來頗有些怪誕的經濟解釋,“經濟行為的內容不存在普遍規律,但經濟行為的形式存在普遍規律”。形式與內容對立,這就是奈特理論內在矛盾性的根源。

前文提及塞利格曼批評奈特的思想體系“狹隘”,其意思正是指奈特的二分法似乎解釋不了任何現實的經濟問題,而不是說他知識淺薄。因為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奈特運用的方法是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不存在任何的中間地帶。這使得他無論做出何種解釋,皆可以從相反的角度來證否自己。例如他運用效用概念解釋需求原理,但是反過來他又可以用人們現實偏好的異質性證明一般化的需求規律不存在。

平心而論,塞利格曼的評判至少部分是有道理的。縱觀奈特的著述便可發現,他時而表現得儼然是一名新古典經濟學家,認為經濟規律與自然法則一樣應當具有普遍性;時而又劍走偏鋒,像制度主義者那樣極度依賴經驗,否定一般化的經濟理論,認為經濟規律只有在特定的社會制度下才能發揮作用。可是奈特既不同意新古典的理論模型,又反對制度主義的經驗導向;既重視科學分析的重要性,又強調其局限性;既關注歷史,又認為經驗材料的觀測無法給出任何經濟學命題。

“與實證的自然科學和數學不同,經濟學的基本命題和定義,既不是能觀測到的,也不是能從觀測結果推斷出來的。而且也不是武斷界定的。它們陳述的是‘事實’,是關于‘實在’的真理——關于‘精神’實在的分析和局部真理,不然它們就是‘錯誤的’。經濟和其他社會科學解釋的真理與自然科學是不同種類的,這些真理與感官觀察有關,但最終會回歸到邏輯思維。”這段話充分展現出奈特思想的特質,同時也暴露出他的缺陷。

如果說韋伯最大的長處是在經驗和邏輯之間巧妙地找到了一個平衡點的話,那么奈特最大的短板是他似乎永遠無法、也無意在抽象理論和具體經驗之間把握住一個限度。奈特一直在概念和經驗的兩個世界中游走,并因此提出了很多的懷疑、很多的疑惑以及很多的問題,卻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然而倘若我們換個角度來看,這難道不是奈特思想最重要的價值嗎?

當代經濟學最大的問題就是單一化的趨勢,經濟學家們表面上看起來存在各式各樣的爭論,但內在理論體系卻出奇的一致:批判新古典的不足是時下經濟學的主流,但使用的建模方法絕不會脫離新古典的框架,差別只在于變量的替換和數學技術的更迭;定量分析是必備要素,不論是否有必要,因為“科學研究”等于“量化研究”;研究的結論必須具有現實導向,因此和自然科學一樣,要具有一定的可預測性,盡管經濟學的大多數預測還停留在科學算命的階段。

由此帶來的結果是經濟學越來越“專業化”,經濟學家越來越傾向于待在自己感覺舒適的“安全地帶”,做一些“基本無害”的科學分析。至于科學分析所不及之處,那就交給其他學科:人的行為的生理層面,那屬于自然科學的領域;人的行為的精神層面,則是心理學和社會學應當考察的對象;至于行為的規范性問題,應當交還給道德哲學。可是,將人的行為之生理、精神和規范要素統統去除之后,經濟學研究的又是什么呢?難道是機械運動?

經濟理論的創新,需要一點好奇心、一點懷疑精神和一點走出“安全地帶”的勇氣,而這些正是奈特思想中標志性的東西。當年,奈特在擔任美國經濟學會主席的就職演講中引用過一句話,“唯一的好原則就是沒有原則”,這是奈特學術研究的不二法門,也是當下被僵化的科學評價體系束縛住手腳的經濟學最為缺乏的東西。

所以,閱讀奈特,我們不需要關心他說對或者說錯了什么,只要關心他是不是開啟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門。

以奈特的“不確定性”概念為例,直到今日,經濟學界對于“不確定性”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貝葉斯概率——主觀概率——的層面上。可是如果奈特說的“不確定性”僅僅是指在一個概率的頻率解釋上附加一個主觀置信度的話,那么他反復強調的不確定性自身就能產出利潤又怎么解釋呢?概率不是生產要素,如何能獲得利潤回報呢?

考慮賭博擲骰子的情形,通常而言,假設不存在任何特殊條件,出現單數和雙數的頻率應當是各占50%,這屬于概率論中的頻率解釋。但是我們現在加入人的因素,考慮賭徒的心理,在他的信念——無論這種信念是先驗賦予還是后驗歸納的結果——中,其實只存在兩個概率值,0和1,也就是說他相信接下來一次擲骰子的結果要么是單要么是雙,不可能有其他結果。這時,頻率統計的概率值是沒有意義的,或者說最多只是輔助的效果——幫助他加強或者削弱信念,真正的主觀概率值只處在兩個極端,并且更重要的是,最后的結果也確實是這兩個極端的某一個——單或雙。

這說明什么?說明人們頭腦中所處理的不確定性是潛在事態是否存在(其中有些潛在事態是已知的,其余則是未知的),而概率函數測量的是全部潛在事態出現與不出現的頻率;在概率函數中,所有潛在事態可以說都既存在又不存在——一種假想的疊加態,但是當其中某一特定事態真的發生或者真的不發生時,概率函數就坍塌了,只剩下了0或1。

熟悉物理學的讀者可能會對這樣的解釋感覺有些似曾相識。確實,這里使用的是“哥本哈根詮釋”一個變體,以此改造的貝葉斯模型,就是量子貝葉斯概率(QuantumBayesianism,學界簡稱“量貝”)。

依照量貝模型,奈特的不確定性概念恰恰就是決定我們行為決策的關鍵——選單數還是雙數,那么它就是一種機會成本含義,而利潤就是對“不確定性”這類機會成本的回報。

此處我是在講述一個革命性的經濟學新理論嗎?不是。量貝模型在2002年就誕生了,我只是偶然發現其解釋和奈特的不確定性概念有著異曲同工之處。

結語

如果經濟學只能存在一種話語,那么其理論就會陷于僵化的境地:我們關注人的行為,但是主流經濟學界對于人的理解還停留在19世紀的學術概念中;我們強調歷史,但是量化史學的基本觀點還沉溺于古老的輝格史學觀中;我們應用數學,但是為何對于效用、成本、主觀性、理性……這些最為重要的基礎概念的數學解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是否有過重大更新?

經濟學中的“Truth”,就是確立抽象概念與經驗實在之間的關系。面對這一問題,永遠不會有確定的回答,只有不斷地提出質疑。奈特思想最重要的品質,就是通過多學科的知識汲取,培養一種“良好的判斷力”(goodsense),進而不斷懷疑自身,迫使我們去探尋新的理論闡釋。“求真的哲學是良好的判斷力……如何識別、發現真或者良好的判斷力,有兩個肯定的答案。一個答案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具備思考問題能力的人類,在其自由精神范圍內,有且必須有他自己的判斷力。應用此類檢驗標準,遵從這樣的行為指導,支配其自身的判斷力,他必須對自己的判斷承擔責任和風險。另一個答案是,真理由法律和掌權者的專斷權威所決定。一切社會生活,事實上任何可能的人類生活,都是這兩種決定什么是真理的方式相互結合與妥協的具體化表現。今日世界的最大問題……是集中于一種趨勢、一種運動和一場斗爭,使上述妥協點遠離個人自由和責任,導向權威和暴力。”

身處今日世界的我們,重讀奈特這段寫于80年前的話,我想一定會別有一番感觸。

 

活動報名

  • 姓名
  • 手機號
  • 驗證碼

提示

報名成功

最新評論

還沒有任何評論,趕緊發布吧!

婷婷五月六月综合缴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