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斷天國:太平天國統治時期的“民變”

陳楓2020-10-12 16:53

(東方ic

陳楓/文

太平天國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從清王朝角度來看,太平天國是一場歷時十四年的叛亂,是對傳統統治秩序的反抗。洪秀全、楊秀清等人為代表的太平軍也就成為清帝國的反抗者。從民國開始太平天國就一直以反清反滿的形象出現。近代著名教育家羅家倫在其主編的《國父年譜》中記載,孫中山自小就以洪秀全為榜樣。孫中山在宣傳革命、號召同胞時也把太平天國起事者作為反清復漢、驅除韃虜的先行人,他們在宣傳中不再使用清廷帶有輕蔑性質的“長毛”“賊”等詞,改用“太平軍”。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統一后,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即制定《禁止污蔑太平天國案》并函請內政部、教育部參考酌辦。次年國民政府將太平天國定義為狹義的民族主義運動,該年的7月2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傳部下發第1706號公函,特地通知各地修編志書時不得對太平天國輕蔑。在太平天國發源地的廣西地區,國民政府還通過建立太平天國紀念堂、紀念碑以及成立太平天國紀念學校等方式來提高太平天國運動的地位。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太平天國運動的首義——金田起義作為近代農民階級反帝反侵略的表率,被刻成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八組浮雕之一,成為近100年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代表性事件。

太平天國史研究中爭議最大的還是有關太平天國評價問題。持肯定和否定兩種截然不同態度的兩派倡言者“言各有據,卻又各持一端”。這種“非此即彼”“非正即邪”的怪圈難免會讓歷史研究陷入窠臼。北京大學歷史系研究員、助理教授劉晨就注意到了這一太平天國研究的吊詭之像,他的新著《太平天國社會史》一書從太平天國代表了誰?這一基本問題出發,通過關注太平天國和江南地區農民的互動關系,尤其是太平天國與民眾的對立(即反抗反抗者)這一層面來梳理民眾反抗太平天國這一傳統史學研究忽視的歷史現象。進而全面認知太平天國何以“瞬間煙消云散,黯然退出歷史舞臺的根源”,更加理性探討太平天國的歷史地位。

劉晨的研究對象是底層的“民變”,作者認為“民變”是指民眾(包括士群體在內的社會中下層)為了“維護自身利益或追求共同權益而聚集行動的行為”;它的表現形式包括“集體暴動”和“集體抗爭”兩類,兩者沒有“嚴格界限”;民變具有“自發性、突發性、合理性與違法性兼具、抗爭行為落后性、政治權利意識淡薄”等基本特征。

自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克江寧,并定都于此開始,太平天國的領導者就改變策略,開始注重鞏固國土和地方政權的建設,即:“陷一城即守一城,破一陣復收一鎮”。然而太平天國統治層的腐敗奢侈和與清軍的不斷拉鋸式作戰,造成了原本富庶的江南逐漸凋敝。李鴻章在《籌賑收復地方并酌情調免漕銀片》中記載:“查蘇省民稠地密,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鎮,炊煙相望,雞犬相聞。今則一望平蕪,荊榛塞路,有數里無居民者,有二三十里無居民者。有破壁頹垣,孤鶩弱息,百存一二,皆面無人色,呻吟垂斃。”

面對生活的困境,“民變”遍及太平天國統治下的江南各地,作為反抗清政府的太平天國成為被民眾反抗的對象。湯氏的《鰍聞日記》記載有“旬日之間,郭外之北,由西至東,四方農人,聞風相應,各處效尤,打死偽官,拆館燒屋,晝夜煙火不絕,喊聲淆亂。聞長毛來往不絕,市廛罷歇,阛阓闃寂,良民東遷西避。各處坐卡長毛,回城請剿。起事鄉村,以致又遭賊兵焚掠”的民變場景。根據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刺馬案”改編的電影《投名狀》中,也有劉德華飾演的趙二虎、金城武飾演的姜午陽和李連杰飾演的龐青云三人率領逃到山里的農民,伏擊太平軍的運糧隊,搶劫太平軍軍糧,毆殺太平軍官兵的“民變”鏡頭。

“民變”之所以呈現出“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激變四起”的景象,其背后有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原因。長期的戰爭使太平天國無法獲得一個和平建設的環境,太平軍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只能通過強迫的方式來獲得兵員和糧食的補給。“貢獻”制(即向民眾“征貢”)和軍隊的“打先鋒”“派大捐”是太平天國前期的主要獲取物資方式,這種粗暴的方式直接造成了太平軍與民眾的矛盾,這也是湘、皖地區大量團練出現抗擊太平軍的直接原因。等到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后,其統治階層開始“有意識的轉變和拓寬經濟來源的渠道”。

1860年代,李秀成率領太平軍進軍江南,相繼開辟了蘇福省和浙江天省兩片比較穩定的基地以最大限度的通過獲取賦稅的方式來解決浩繁的軍需。太平天國在這兩個地區首先推行的賦稅政策是“著佃交糧”制。眾所周知,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朝廷的財政收入主要來源是賦稅,而賦稅中以糧賦收入為大宗。清代的糧賦包括地丁銀和田糧兩部分,總稱田賦。民間完納田賦俗稱“完糧”或“交糧”。田賦的征收對象是土地所有者,即向“業主”征糧,佃農則只要交租而不承擔田賦,這就是所謂“業主完糧、佃戶交租”的制度。但是太平天國所控制的蘇福省和浙江天省由于戰爭出現了大批業戶逃亡,農民抗租的情況,為了完成正常的征收田賦的任務,太平天國推行了“著佃交糧”的制度,“著佃交糧”即在業戶逃跑的情況下,直接向佃農征糧,這給當時的佃農造成了一種“著佃交糧而不交租”的假象。但是要穩定地方政權,太平天國在無力進行全面的社會變革的前提下,又不得不依靠地方士紳階層恢復和維持社會秩序。因此在推行著佃交糧的政策同時,太平天國又出臺了“招業收租”“代業收租”兩項偏向業主(地方士紳階層)的政策。“招業收租”就是號召逃亡的業主回鄉收租,“代業收租”即太平天國地方政府成立專門機構代替業主收租。然而太平天國三管齊下的租稅政策卻造成了業佃關系的混亂,佃農既向政府交納了糧食又需要向業主納租,而“代業收租”的結果是“業主的地租被政府征用或只能拿到少量的租額”,這讓業主和佃戶都對太平天國政府不滿,使“原本即有排斥情緒或正在觀望的士紳階層、中小地主對太平天國政權愈加抵觸,也傷害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士紳階層不合作的情況下,太平天國軍政府缺乏地方管理經驗,又無法在短時間內培養出高水平的地方行政管理隊伍,只能過多依靠“地保、胥吏”等充任鄉官,這些舊有底層胥吏長期浸淫于前朝政府底層官場,已經徹底腐化。腐敗和社會不公現象從前朝移植、滋生,“浮收、苛糧、鄉官貪墨或侵吞漕糧”等現象頻發,民眾對此深惡痛絕,不斷對其進行反抗報復。除此之外,由于清政府的宣傳和太平軍軍紀渙散,民眾對太平天國出現恐慌心理,江浙等地百姓稱太平軍為“瘟毛”,因此在太平軍到來之時,除少數民眾屈服外,大部分人要不選擇逃跑、自殺,要不組織民團對抗太平軍。

從1853年開始太平軍西征到1864年天京被湘軍攻破這一時間段內,太平天國主要在安徽、江西、湖北、江蘇、浙江等五省建立地方政權,先后在三百多個郡縣設治。作者在研究中發現,在太平天國統治下的“民變”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民變”主要發生在19世紀60年代。19世紀50年代,太平軍主要活動區域是湖北、安徽、江西三省,這一時期太平軍主要攻占的對象是城市,而且與清軍作戰呈現出戰場瞬息萬變,持續拉鋸的態勢。因此對鄉村地區的控制力薄弱,這種不穩定狀態也導致在太平天國治下的“民變”較少載于史冊。到19世紀60年代,太平天國將軍事重心放到了天京周圍的蘇南和浙江,先后建立了蘇福省和浙江天省兩片穩固的后方基地,此時蘇浙兩地清軍的潰退和東西線戰場的均勢也給太平天國進行地方建制,推行各項政策提供了條件。這同樣也為天平天國地方政策失誤導致“民變”提供了條件,因此該時段是發生民變的主要時期。

其次,作者認為就爆發地域而言太平天國時期的“民變”主要有三個特點:蘇南多而浙江少;.蘇州地區最多;大多數為市鎮和鄉村民變。之所以出現蘇南多浙江少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浙江大部分地區太平天國設置地方政權較晚,沒有來得及著重建地方統治秩序,因此對地方基層社會的干預較少。而以蘇州為代表的蘇南地區,屬于太平軍控制較為牢固地區,基層建政相對完整,太平天國“著佃交糧”“招業收租”“代業收租”的田賦政策和漕糧征收貫徹比較徹底,由于政策失誤農民的負擔沉重,因此導致民變多發。太平天國統治區內民變多為市鎮和鄉村這一特點與當時“市鎮和鄉村經濟畸形發展有關”。常年戰爭加上社會對于“長毛”的恐慌大量的城市人口流出,涌向市鎮鄉村。這讓江南農村本來就嚴峻的“地狹人稠的社會生態”更加雪上加霜,民眾不滿情緒如在弦上,極易引發“民變”。

再次,就“民變”參與者而言,作者通過對比大量的史料數據認為領導者階層中“由士階層和邊緣曾組成的知識分子群體領導事件的比例遠高于無賴層、農民和商人領導事件的比例”。作者認為知識分子之所以在“民變”中處于領導地位“不僅在于他們具有動員或指揮運動的文化知識,還有賴于他們對官場情況的熟悉以及在長期實踐中積累的豐富的處理地方社會事務的領導能力、斗爭技巧和應變經驗”。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地方士基層為主的知識分子群體的聲望也是其在“民變”中處于領導地位的重要原因。江南地區重文化的傳統讓知識分子在民眾中有較高的聲望,因此他們也愿意接受知識分子的鼓動參加“民變”。由于長期戰爭導致城市萎縮,壓縮了無賴階層和商人階層的勢力,使他們較少的參與“民變”的領導。而農民階層則在運動中擔任人力和體力支持,較少的參與到領導階層。由于民變所獲得的的利益遠不如所承擔的風險大,農民階層在太平天國民變中積極主動性較低,他們的初衷和要求也比較單純樸素,訴求主要體現在經濟上。

就太平天國時期江南“民變”的類型和發動方式來看,當時的“民變”主要類型大致可分為:糧食“暴動”、抗役“民變”、反移風易俗“民變”和反軍租“民變”、反劫掠民變、集體合法抗爭等。作者通過綜合統計發現,在這其中,糧食暴動占太平天國時期“民變”總數的一半以上。此外反對“官員腐敗和太平軍的軍紀敗壞行為”是僅次于糧食暴動的類型。在組織和發動形式方面,太平天國統治區的民變主流仍然“沒有擺脫原始的動員組織形式,以血緣、宗族為紐帶的宗族組織還在天國民變中承繼并延續。”而“民變”動員的主流方式仍然是“鳴鑼集眾”,不同于傳統“民變”利用宗教進行發動,由于太平天國實行激進的移風易俗的政策,大力打擊民間宗教,很多廟宇被搗毀,因此“使民變喪失利用民間信仰動員的空間和合法性。”

“民變”嚴重影響了太平天國的統治,為了維護內部穩定,集中全力對付清軍,太平天國頒布了十項政策來緩解政府與民眾的矛盾即“調控十策”。這些政策包括安民造冊、召集流亡、管理蘇松、治理土匪、興辦團練、整飭軍紀、保障農業、興修水利、減賦限租、科舉招賢。這十項政策雖然并非全部針對民變,但在客觀上有利于防止民變的發生。

這十項政策雖然囊括政治、經濟、思想教育、文化、社會生活等政權建設的方方面面,但是卻沒有形成系統完整的綱領。而且由于太平天國地方政府低效率的政權建構和各自為政的政局,這些政策很難攤開執行。已經開展的調控內容則因為主客觀條件未能實現統治者預期的目的,例如作者注意到“減賦限租的政策在執行中出現了偏差,引起業佃兩個階層的共同反對;整飭軍紀的努力也因戰事需要盲目擴軍化作泡影;開科取士等招賢之舉因‘反對反孔非儒’的國策未能徹底改弦易轍和寬進寬取的錄用標準不為士人認同;以招撫為主和自立鄉勇的團練政策缺少必要的政治兼管”。

我認為這些政策不能順利施行還與太平天國的政治特點有關。太平天國雖然在蘇浙兩地建立地方政權,但中央政策無法徹底貫徹到地方,各地各自為政,無法保證這些政策的徹底落實;此外與清軍的不斷戰爭,使軍隊地位在太平天國內部備受尊崇,因此太平軍為了獲得物資和人員的補充進行劫掠時,地方政權無膽量也無能力對其進行訓誡、約束。此外基層鄉官政權的腐敗和“積貧”的財政狀況也無法保證這些政策的順利實行。與清軍常年的拉鋸式戰爭也無法為這些政策的施行創造一個和平外部環境。

因此,太平天國在具體實踐應對“民變”時多采用武力鎮壓的方式。武力鎮壓雖然直接有效,但無法根除“民變”產生的社會根源。尚處于戰爭狀態下的太平天國以剿為主的政策也分散了大量的前線兵力,造成太平軍在戰場上不斷失利。這些因素都導致內外交困下的太平天國無法成為其宣傳的真正“天國”,1864年7月被湘軍圍困三年之久的天京陷落,太平天國運動最終在內部矛盾和外部軍事壓力下宣告失敗,最終面臨“反抗者”本身遭遇“反抗”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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